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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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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邵建 2009-03-18 09:19:29 发表于:博客中国

在晚近中国近代史的大裂变中,梁启超是个反暴力的改良派。他的改良主张,包括他身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的一生行止,都可以标榜为他自己揭橥的八个字: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当年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梁启超反对;但,后来袁世凯要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又起而反对。看起来,梁启超惯于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时人乃至后人亦常以多变诟病其人。其实,梁在政治策略上多有他的,但在政治立场上亦有他的,后者就是标题上的八个字。这是他不变的根据,也是他多变的缘由。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此观点由梁在他1915年反袁世凯复辟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当时梁启超病卧津门,不仅抱病写作了他生平中极为重要的政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且在病榻上接受英文《京报》记者的采访。两篇文字相互发明,很清楚地显示了梁启超历来所坚持的政治改革方略。

在相对的意义上,国体显示国家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姓什么,比如君主制的国家姓,民主制的国家姓。政体不然,它不问国家权力握在谁手,它问的只是这个权力如何运作。因此,政体通常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比如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是限权分权的,就是立宪政体(反之则是非立宪)。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国体政体视为一体,并且认为政体直接是由国体所决定(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无以独裁)。其实不然,这两体之间各自有相对的空间,它们的表现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宪(比如民初至今),立宪不妨碍它是君主(比如至今英伦)。

梁启超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对当时政治的第一关注,不在权力属谁,而在权力是否受法的制约。用他征引杨度的话说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权力为恶,无关乎权力在君还是在民,两者都有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法去规范它。基于此,梁启超很直白地说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所谓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在于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就可以明白他当年为何被人骂为保皇党而并不动摇,保皇是为了立宪(君主立宪)。和西太后相比,光绪帝毕竟是可以援引为维新的一个力量。从私人角度,戊戌之后,梁氏为满清流窜海外十余年,正如他自陈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但政论家发表议论当超越个己恩怨,并以公共理性为准的。因此,当晚清预备立宪时,身为僇民,也要和革命党笔战,力批对方君主不能立宪、立宪非共和不可的观点,并由此给自己落下保皇的骂名。辛亥之后,梁启超在共和的框架下依然不懈于立宪的努力。但1915年时,袁世凯忽然要恢复帝制,他的顾问们造出的声势是,共和不能立宪,立宪非君主不可。一时间,国体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梁启超当然要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君主共和,只是国体,和政体无关。政象的好坏主要在政体不在国体;并且无论哪种国体,都可以作出政体上的选择。梁启超担心,立宪作为政体的选择,它需要连续性;一旦在国体上动刀,这种连续性随着权力的转移容易被打断,并很难修复。

立宪党人梁启超不争国体争政体,用意良深。在他看来,政体的变迁是改良的,国体的变迁是革命的。问题是革命可以求国利民富,吾未之闻也。因此,只要立宪,梁既不反君主制(比如英吉利),也不反共和制(比如美利坚),他只反势必给社会造成大不幸的暴力革命(比如前苏俄)。作为一个改良派,梁启超的反革命其实仅在于反暴力。既然梁氏以为,立宪碍难通过暴力而获致,那么,他就很现实主义地表示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

梁氏八字,梁氏终身守持;而今读来,亦宜深长思之。直捷言,当年梁氏之看法,即笔者刻下之态度。从梁氏一脉言,前有严复,后有胡适,是他们构成了近现代以来一个以立宪为诉求的改良传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孙中山、陈独秀和鲁迅,这是一个看重或推行以革命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传统。不言而喻,后一个传统是20世纪的历史主流,正如前一个传统如果不是为历史所中折,也是大幅度地边缘化。然而,历史并非劣汰,亦经常汰优。今天我们所照临的现实,正是当年历史选择的结果。当历史以它的前世今生,放在我们面前;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能选择的,依然不脱前人选择之难局。是严、梁、胡,还是孙、陈、鲁?出于历史理性,笔者的态度是反思孙、陈、鲁,重光严、梁、胡。落实到刻下,至少在策略上应该踵武梁启超,把政体放在国体之前,亦即把立宪放在民主之前。期以政体带动国体,即以立宪推进民主(而不是相反)。学者朱学勤有过一个很精彩的表达: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化用到此,如果可以在政体上拱卒,则不必汲汲于国体上将军。后者是要对方的命,难免形成暴力。政论家当不往这个方向煽动,至少暴力已超出政论可言的范围,除非立意做革命家。

附:收笔之际,且录一节掌故,以觌梁启超反复辟之风采。梁文草成之后,袁世凯派人以20万大洋来收买,希望它不致公开,梁启超婉谢。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词以威胁:君亡命以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不料梁启超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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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梁启超传》出版。   电子版阅读:http://www.bayueju.com/Book/23012/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