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2006年2月28日～8月25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副教授姚克成第二次以普通访问学者的名义去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学习。在此次留学蒙古国的178天中，姚克成不仅和国内外的蒙古学界朋友一起考察了蒙古国西部的历史文化古迹，还参加了第九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除此之外，他还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参加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社会调查、外出旅游和其他文化考察活动，尽自己所能，把亲眼所见用日记的方式记了下来。从今天起，本报开始连载姚克成副教授的纪实作品《蒙古日记》。　

    平平安安第一天

　　2006年2月28日，是我第二次留学蒙古的第一天。

　　今天遇到的难事不少，但是有众多学生和朋友的帮助，不少困难都得到了顺利解决。6时，我从家里出发时正赶上北京下小雪。我担心五环路和机场高速路路滑不好走。可是，由于赵路的精心驾驶，再加上没有雾，途中一切都很顺利。

　　到达机场以后，我又开始为如何应付行李超重一事犯愁，因为去年一位赴蒙古国留学的朋友就因为行李超重支付了150元的费用。我的行李大概超重不少，估计150元也未必打得住。幸亏得到了伊藤郁佳的热心帮助，使我不仅未付行李超重费，还得到了紧靠头等舱的经济舱最好座位F3号座。

　　伊藤郁佳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日本名古屋办事处的雇员，几年前曾经在北京大学的短期班学过汉语，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兼课时教过她。2005年，伊藤郁佳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日本名古屋办事处招聘为翻译兼雇员，2006年1月来到北京首都机场工作和接受培训。

　　航班原定的起飞的时间是9时20分，因故推迟起飞了十五六分钟，到达乌兰巴托机场时是11时46分。飞机还没有落地，飞机上的广播就说乌兰巴托的白天气温是零下15度，几乎是北京城区冬天的最低气温。

　　我取出行李，顺利地通过了机场海关、边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检查，12时左右向机场出口走去，还没有走到门口，就远远看到了我国驻蒙古国使馆的文化二秘周晶和商务二秘郭钢在门口等我。他们是开着私家车专程来接我的。看来有学生帮助的感觉真好。

　　周晶还向我介绍了蒙古国国立大学外事处工作人员——年轻漂亮的蒙古姑娘奥云扎尔嘎勒。我们约好明天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办理有关手续。

　　我是1970年8月开始学习蒙古语的, 转眼间与蒙古语和蒙古文化结缘已经是第36个年头了。

　　我第一次来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是在1989年8月~1990年7月，至今已经过了16年，之后曾经多次到过乌兰巴托和蒙古国的其他地方，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此次在自己56周岁的时候再来蒙古国学习，为的是在退休前为教研室教材建设尽力做些工作，同时还想到蒙古的牧区多走走，搞些关于蒙古语言、民俗与社会的调查研究。

　　郭钢和周晶把我送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宿舍。我的房间号码是303室。放下行李以后，郭钢和周晶又请我到一家英文名称为“MODERN NOMADS”（英语，“现代牧民”之意）的蒙古餐馆吃了一顿可口的蒙古饭，说是为我接风。

　　下午，收拾完房间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便去301房间找到了朋友推荐的自费生陈永霞。陈永霞是从辽宁省朝阳市来到这里学习英语的，我也是辽宁省人，算来也是同乡。我从交谈中得知，陈永霞来蒙古国学习快满5年了，今年夏天毕业。她想在蒙古考研究生，有可能的话同时拿英语硕士和蒙古语硕士两个硕士学位。

　　陈永霞不仅向我介绍了这里的生活情况，还给我拿来了一些炊具，之后又带我去附近超市购买了不少生活用品。这个小老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鼓励她说：“物以稀为贵，只要你能够精通蒙古语并且熟悉蒙古国情况，将来定有用武之地。”

　　在小陈的帮助下，我购买了这里的电话卡，给老伴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平安到达，一切都很顺利。

　　今天很累，不过一想遇到了这么多的好心人，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累也很高兴。但愿此次蒙古留学顺顺当当，平平安安。

　　奇特的警告与意外的惊喜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一是来邻屋做客的蒙古客人夜里12时左右才走。他们边喝酒边唱歌，吵得我无法休息。考虑到自己刚来这里，以后还要和大家长期相处，只好耐着性子。我坐在电脑前写日记，凌晨1时才上床睡觉。

　　因为刚到一个新的环境，躺了很久才渐渐入睡。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被一阵紧迫的敲门声惊醒，只听到有人在用力砸外屋的门，却没有听见敲门者说什么。我怕是酒鬼闹事，没有起来开门。敲门者见没人理他，也就停止了敲门。大概过了半个来小时，敲门声再一次响了起来，而且比第一次敲门声更急更响。奇怪的是敲门者仍旧一言不发，只是敲门。我打开灯一看表，是凌晨4时30分。敲门者敲了一会儿，见没人理他，就不再敲了。等了半天也没见动静，估计可能走了。可是，我却再也睡不着了。因为天还没有亮，我只好躺在床上考虑今天的安排和以后的工作。

　　第二天早晨，我同隔壁的邻居提起此事。他说，这也是他来这里半年多来第一次遇到这事。可能是外面的酒鬼从窗户爬进楼里闹事，也可能是本楼内的人喝多了。

　　上午，我先后去了我国驻蒙古国使馆和蒙古国国立大学外事处报到和办理有关手续。在使馆里，我见到了师兄高树茂大使和其他几位校友熟人。老朋友们在使馆相逢，畅谈同学往事和共事经历，大家都很高兴。

　　下午，我又为准备生活用品和购买手机卡去了一趟附近的超市。结果发现超市里的商品大多比北京贵不少。尽管如此，因为生活的需要，贵也得买。没想到因为自己的无知，竟然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看到冷藏柜里的西红柿和黄瓜很鲜嫩，我就各自选了一份，其中黄瓜标签上的数字是“280”（2条小黄瓜），西红柿标签上的数字是“600”（9个小西红柿）。我以为，这两份蔬菜的价格共计880图格里克。按照人民币1元在银行兑换145图格里克的比价计算，共计约合人民币6元左右。我心里暗自思量，谁说乌兰巴托的蔬菜比北京贵得多，这个价格不算贵。于是，交款时提前在菜上放上了1000图格里克。等到收款员一说“2225”，我才知道标签上的数字表示的是那份蔬菜的重量（克数），不是价格。再一细看收款小票，上面写道：黄瓜1公斤2590图格里克，西红柿1公斤2500图格里克，才发现价格竟然是北京同类蔬菜价格的三四倍。

　　晚上，使馆的柴文睿参赞在巴彦郭勒饭店旁边的一家新加坡餐馆请我和文化处的周晶母女二人吃饭。周晶的女儿乳名宝宝，天真可爱，再过3天就9周岁了，在读小学，在饭桌上还摆上书本做作业。我和柴文睿是老朋友，14年前在使馆一起相处2年，所以彼此的谈话非常轻松投机，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20时45分，我打开电视，只见蒙古国家电视台的“论坛”节目中正在直播一个题目为“蒙古国的水”的专家讨论。除了主持人之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八九位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其中就有我在中蒙两国第二次边界水会谈中认识的蒙古自然环境部水研究院院长乾德玛尼。专家们就蒙古国的水问题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乌兰巴托的地下水下降、采矿引起的水污染、慎重对待向中国输水、如何学习借鉴韩国蓄水用水的先进经验，等等。

　　大约21时许，我正对“蒙古国的水”的专家讨论看的来劲。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房门一看，竟然是韩国檀国大学蒙古语教研室的室主任李圣揆教授。出于礼貌，我关掉电视，同他认真聊了起来。

　　原来，李圣揆就住在这栋宿舍的405室。他是在阳台上看见我搬进了303室，就主动来看我了。我知道李圣揆在蒙古国访问，但是没有想到也住这栋宿舍。李圣揆侧重研究蒙古历史。我们2003年7月在韩国相识，2005年8月在呼和浩特的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重逢，这次又相见于乌兰巴托。

　　李圣揆告诉我，明天下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到蒙古国国立大学视察工作，15时左右去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的文献教研室和蒙古学研究中心。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沙格达尔苏伦教授和文献教研室的乔伊玛教授请我也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能够有这样一个同时见到蒙古国国立大学著名学者的大好机会，我当然很高兴，于是商定明天14时30分与李圣揆一同应邀前往。（1）

    再次见到蒙古国总统

　　今天是我到蒙古国的第三天。10时许，我们进修生的班长格日勒扎布到我房间来了。我昨天找了他3次都没有见到他，就给他留了一张纸条，说明自己已经来过，希望与他见个面，了解一下情况，再与其他的进修生认识认识。这不，格日勒扎布见到我的纸条后，主动找我来了。我可能是这批进修生中的年纪最大者，主动找格日勒扎布的目的是表示对他和所有进修生的尊重。因为进修生中能人不少，我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好好向他人学习，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我在和格日勒扎布交谈的过程中向他通报了蒙古国总统今天下午将去蒙古国国立大学视察、韩国李圣揆教授转达了乔伊玛教授对我的邀请等情况。格日勒扎布说他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待向蒙古国国立大学的有关人员问清情况以后再作决定。

　　格先生离开以后，我又去了一趟附近超市，购买生活和工作用品。这家超市的规模不大，商品的种类也不太多，我需要的有些东西没有买到。看来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想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就绪也挺不容易，有些东西等到需要使用时才发现没有，而在宿舍附近的超市里又不能把自己需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这两天我忙于生活琐事，蒙古国国立大学有关单位的领导们忙于准备迎接蒙古国总统的视察，所以，我想见的人员尚未见到，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计划仍然未落实，我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炊具准备得差不多了，我又买回了油盐，但是没有酱醋。我第一次给自己做了一顿像样的午饭——一锅大米饭、一碗西红柿鸡蛋紫菜汤、几片香肠。

　　吃饭时，格日勒扎布来给我回话了。他说，他从蒙古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巴达姆道尔吉处得到的答复是：参加接待蒙古国总统视察蒙古国国立大学的人员仅限于他们本校有关单位的有关人员，不邀请外国的进修生。所以，我们也就甭去了。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去了，于是把已经拿出来的西装又放了回去。

　　由于这几天一直没有睡好，得知这次活动取消后，我头一着床就睡着了。14时30分，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我打开房门一看，是李圣揆准时来找我了。我向他说明了蒙古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巴达姆道尔吉谢绝中国进修生参加此次活动的情况，所以我不请自去不太合适。李圣揆说，乔伊玛昨天叮咛请你一定参加。说罢，李圣揆马上拨通了蒙古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沙格达尔苏伦的手机，说明了我的顾虑。沙格达尔苏伦再次邀请我一定参加。于是，我急急忙忙换上西服，同李圣揆一起来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蒙古文献教研室。

　　在蒙古文献教研室的里间小屋里，我见到了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和蒙古学研究中心的领导、该院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和几位国家重大奖项的获得者，总共八九个人。只见他们全都西装革履，每个人都佩戴一枚本人所获最高荣誉的勋章。大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外国人中，除了李圣揆和我以外，还有在蒙古学研究中心担任访问教授的德国蒙古学家吴都·巴克曼博士。因为在场者我全都认识，所以和他们逐一握手问候，并且让别人给我们照了几张合影。遗憾的是，只照了四五张照片，相机就显示电量不足了。由于来时匆忙，我连备用电池也没带。

　　我们总共10来个人被安排在蒙古文献教研室的里间等候。大家围坐在一个摆满蒙古学研究中心人员科研成果的矮桌周围，等候蒙古国总统的视察。由于这是恩赫巴亚尔当选蒙古国总统以后第一次视察蒙古国国立大学，所以该校领导格外重视。我先用眼睛扫视了几遍蒙古文献教研室的里间里展示的藏书、经卷、佛像、法器和该中心学者的科研成果，然后便和身旁的蒙古国的老师愉快地交谈起来。

　　大约16时，在蒙古国文化教育科技部领导和蒙古国国立大学校长钢朝格的陪同以及一大群记者的簇拥下，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来到了这里。钢朝格校长首先向总统依次介绍了在此等候的10来名人员，其中特别介绍了李圣揆、吴都·巴克曼和我。

　　对于恩赫巴亚尔总统我并不陌生，他在1991~1993年曾经先后担任过蒙古国文化艺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蒙古国文化部长，当时我在我国驻蒙古国使馆担任文化二秘，在工作上和他有过多次接触。1993年10月，他率领蒙古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我又作为中方翻译全程陪同，去年10月他访问北京大学时我们也见过面，所以他向我点了点头。

　　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铁木尔陶高向恩赫巴亚尔总统认真汇报着该中心的概况和成果。恩赫巴亚尔总统一边听着，一边拿起几本书看着，有时还问几个问题。我本来想多拍几张照片，但是由于照相机电量不足，只照了两张就彻底没电了。

　　回去后回想参加这次活动的过程，我觉得，蒙古国国立大学看重的是北京大学，而不是我个人。所以，自己要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为祖国争光，为北京大学争光。

　　晚饭后，我正在电脑前工作，桑斯尔闭路电视台的收费人来到我房间收费，我向他交纳了3、4月份的闭路电视费，一共是8000图格里克。这样我就可以收看包括我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内的50多个频道了。看来他们国家闭路电视的收费比我们国家高不少。

　　我向那个收费人索要收费凭据，他随手给了我一个小票。等他离开以后，我戴上老花镜一看，才发现上面的服务起止日期是2006年1~2月，落款日期是2006年2月9日。可是，今天的时间是2006年3月2日。他以后若说我没交3、4月份的闭路电视费，我还真没有有效凭据。（2）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天上午，我用手机给国立大学外事处的奥云扎尔嘎勒打了两次电话，她都没接。改发手机短信息以后，她马上答复我现在可以来拿护照。到那儿以后，我才得知外交部把我的签证改了，由原来蒙古驻华使馆签署的一次停留90天改成了一次停留30天。奥云扎尔嘎勒还说得把我的签证改成学生签证，这样才能给我办理在蒙古国停留半年的居留证。但是，如果照此办理，不仅我临来前办理的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完全作废了，而且我要中途回国看病办事还得再次申请出入境签证。

　　为了在留学期间方便参加中国北大历史系与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拟定联合进行的蒙古西部区历史文化考察以及回国检查自己的黄斑变性眼病，今年1月，我托朋友向蒙古国驻华使馆特意申请了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签证费为1200多元。因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只能给国家公派留学生承担一次出入境的签证费，所以我自己承担了超出部分的费用720元。现在看来，这720元人民币可能都要打水漂了。更重要的是，万一我有急事需要回国，不仅要再次申请出入境签证，而且还得等待。更何况我的老母亲今年94岁高龄了，为把我们兄弟姊妹抚养教育成人，她老人家吃了不少苦。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我来蒙古国学习的事情一直瞒着她。万一母亲有事，我能马上回去吗？

　　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办理居留证一事闹得我有些心烦意乱。但是，此事也不能埋怨奥云扎尔嘎勒，因为她只是一个办事员，没有决定权。为了尽快摆脱烦恼，同时也是出于对她的尊重，我换个话题说道，落实我的进修计划一事是否请她给国立大学的有关学院领导打个招呼。她说：“既然您都认识他们，您就直接找他们商量好了”。

　　好在蒙古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不重，当官的大多比较平易近人。不少人能官能民，今天当部长，明天下台若无人聘请，就会失业。我的感觉是，蒙古国国立大学的校长甚至比中国北京大学的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办事员都好接触。于是我同意自己去找同其交流的两个学院的院长。

　　晚上，蒙古国国立大学的一位副校长请我吃饭。他去中国北京大学访问时我参加过接待陪同，后来他出差路过北京，我也帮助过他。他出于答谢，特意提出请我吃饭，我谢绝未成，就答应了他的邀请。在离留学生宿舍不远的一家餐厅里，我们边吃边聊，谈得很投机，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拜见老大哥和恩师策先生

　　3月4日，是星期六，这天早晨，我从电视播出的天气预报得知，乌兰巴托今天晴，白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度，夜里最低气温零下16度。这里的节气大概比北京晚1个月。不过，我来乌兰巴托后的这几天并不冷，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春装。

　　上午，我去看望了一位在此办公司的王先生。因为他比我年长三四岁，是老大哥。他是北京人，曾经在内蒙古插过队，当过赤脚医生。我们1999年4月在乌兰巴托相识。当时我作为国家黄金管理局蒙古国考察团的翻译，和该局的成副局长以及杨志刚、吴均匀、鲍海文等三位技术干部一起，应蒙古国圣吉业投资公司的邀请，到肯特省的宾德尔县进行过沙金矿的考察。考察途中，瞻仰了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德龙宝勒道格。该地位于现肯特省的达达勒县境内。

　　德龙宝勒道格位于三湖温泉疗养院不远的一个高岗上，高岗上堆起了一个挺大的敖包，敖包旁立了一块石碑，碑上有用传统蒙古文刻写的成吉思汗生平。德龙宝勒道格的周围风景优美，我记得有不少的松树林（可能是樟子松，我们老家叫它“黄花松”）。出于对成吉思汗的崇敬，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我先在敖包附近拾了几块石头放到了敖包上，然后围着那个敖包顺时针转了三圈，最后由在敖包上放上了10元人民币。
    三湖温泉疗养院那个地方实在是美。四周是一片松树林，林中有不少高大的松树。疗养院内还有一块高大石碑上刻有成吉思汗的雕像。我记得雕像下好像写了一行字，内容是“纪念成吉思汗诞辰750周年”。看到疗养院服务员给我们生火取暖用的劈柴竟然是笔直的松树圆木劈成的，我觉得真是可惜极了，在城里若是买那样一根圆木该有多贵啊！遗憾的是我们在那里只停留了一天。

　　那次考察途中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发生了许多趣事 。比如，看到了马和牛在野外产仔的情景，有过同蒙古国朋友一起打猎（包括打狼）的经历。老王当时负责考察队的后勤保障，为大家的生活和考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宾德尔县的野外考察时，住在一户布里亚特猎民家，房东的女儿发烧好几天了。老王利用自己的医术治好了房东女儿的病。房东为了感谢老王，特意送给他一张野狸猫皮（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反正是一种野生的猫科动物）。由于我们曾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而且老王比我年长，所以，我来蒙古国，自然得去看望老大哥。老王请我和几位一起参加过1999年考察的朋友们在他的寓所吃了午饭。大家叙旧谈今，聊得很高兴。③

　　下午，我从老王的寓所直接去了我们的老专家——蒙古国科学院院士策伦索德诺姆先生家。策先生1962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此后一直在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侧重研究蒙古国古代文学和佛教文学。策先生工作勤奋，治学严谨，著述甚丰，曾经获得蒙古国国家奖，1988年2月至1990年7月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语言文化教研室任教2年多。在此期间，我跟策先生夫妇二人的接触较多。在与他们接触与相处的过程中，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策先生的夫人伊钦浩尔洛平时寡言少语，有时给人一种孤傲冷漠的感觉。但是，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从不把我当作外人。记得他们刚到北京后不久，她看见我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午不到她家去了，于是问我：“姚克成，你怎么近来不着面了呢？” 我向她如实地解释了我们汉族人特别是城市人一般不在吃饭时间去别人家串门的习惯，因为怕给别人增添麻烦。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还实行限量购买的票证制，谁家的粮食都不宽裕。伊钦浩尔洛听后马上说：“我们蒙古人可不那样，赶上饭就吃，越是好朋友越不客气。 你以后就到我们家来吃饭吧！”由于跟策先生夫妇的友谊很深，关系密切，所以我几乎每次来乌兰巴托访问或者出差，都去拜访他们夫妇。

　　今天他们见我来了，不仅摆上了蒙古人招待客人常用的奶食和肉食，还特意拿出了酸马奶。酸马奶又称马奶酒，用鲜马奶发酵而成，营养丰富且有医疗作用，是蒙古人最喜欢喝的饮料之一。由于骒马是在春夏季节产驹，所以酸马奶在冬天不太好买。何况他们夫妇招待我的竟然是布尔根省产的酸马奶，可谓名优产品啊！他们知道我肠胃不太好，不喜欢喝凉的，还特意把那瓶酸马奶放在暖气旁提前温着。我到了他们家自然也不客气，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临走时，伊钦浩尔洛又挑了几块羊肉，连同那瓶酸马奶一起装好给我带上 。

　　比起物质收获来说，我觉得更大的还是精神和信息方面的收获。当策先生夫妇得知我虽然从事蒙古语语言文化教学和研究多年、但是至今仍未获得任何学位的情形以后，就鼓励我抓住机会，争取尽快解决。不仅如此，他们还帮助我设计具体方案。

　　此次来策先生家，除了看望他们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帮黄宗鉴转交赠送策先生的礼品。 晚上，在使馆工作的97级毕业生张一实、刘丽夫妇请我到一家蒙古烤肉馆吃饭。那是一家名为蒙古烤肉，其实是美国风味的自助式烤肉馆，就餐环境和服务质量都很不错。我很感激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师恩难忘

　　3月5日是星期日。白天，我边洗衣服边整理工作方面的思绪，一边还在等待2位约好的老师的来访。上午10时，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的策·苏赫巴特尔教授准时来访。苏赫巴特尔教授从事蒙古语修辞学研究和对外蒙古语教学多年，教学和科研成果很多，2005年获得蒙古国功勋教师称号。同他交谈和合作，使我获益匪浅。下午15时，蒙古国人文大学的罗·玛纳勒扎布教授来访。玛纳勒扎布教授是蒙古国已故著名语言学家沙·罗布桑旺丹的女儿，曾经于1956-196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5年，是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成员之一，有很深的中国情结 。其父罗布桑旺丹1958-1961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教研室任教3年，为培养中国的蒙古学教学人员和研究者、为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教研室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④

　　当我向玛纳勒扎布教授转交了黄宗鉴先生的极具北京大学特色的礼物，后又转达了黄先生的嘱托时，玛教授既高兴又感动，一再表示要寻找机会再访母校，到时一定去拜访黄宗鉴先生。

　　晚上，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的毕·萨仁图雅邀请我观看了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艺术班学生在本校举行的文艺演出。其主要节目有独唱、呼麦和舞蹈。我最喜欢的是一名男歌手的蒙古民歌独唱，歌声高亢、悠扬，令人心旷神怡。

　　熟人好办事

　　今天是3月6日，工作进展很顺利，上午仅用半天时间就落实了自己的进修计划和工作安排。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先去了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在那里我先后见到了蒙古语教研室主任毕·萨仁图雅老师、教务办主任扎亚巴特尔和院长巴达玛道尔吉教授等人。我向他们分别介绍了自己的进修计划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希望。我进修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编写《蒙古语语法》教材和《蒙古语翻译教程》。学习和工作可以在宿舍里的电脑前完成，并不需要老师每天讲课，只是需要借阅资料和有问题时向老师请教，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研究语法的策伦丕勒教授和长期从事对外蒙古语教学的萨仁图雅老师的帮助，教务办主任扎亚巴特尔和院长巴达玛道尔吉教授都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巴达玛道尔吉院长还向我介绍了他在蒙古国国立大学科布多分校工作和调任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前的一些经历及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的发展历史和成就等，还送给我一本纪念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成立60周年的论文集和2本该校编写出版的《蒙古学》研究论文集。从巴达玛道尔吉院长同我谈话的内容和语气可以看出，他对我很热情，也很客气。

　　与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务办主任巴德玛宁布和院长那仁教授的谈话就更轻松了。因为那仁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89至1990年我在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期间。当时在汉语教研室任教的中国专家是北京大学汉语中心的阎成忠先生，那仁是该教研室的年轻教员，巴德玛宁布当时是汉语班三年级的学生。由于我当时在巴德玛宁布所在的班里兼任过1个学期的汉语口语课，同巴德玛宁布有过一段师生关系，所以，巴德玛宁布对我很尊重。

　　由于我们是旧友重逢，当我提出编写《蒙古语翻译教程》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时，他们不仅支持，而且愿意开展合作。中午，那仁院长和巴德玛宁布专门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家西餐馆请我吃了一顿蒙古式西餐。

　　明天我还要同研究蒙古语语法的老师策伦丕勒教授见面。蒙古老师给外国进修生和本科生上课是要计算工作量并且获得报酬的。他们给我的辅导和帮助从下周起正式开始，所以，我得自己先有一个详细计划和具体安排，否则将会影响工作效果。

　　能者为师

　　今天是3月7日。早晨，我在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蒙古语教研室见到了丹·策伦丕勒教授。简单问候寒暄之后，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工作计划，希望在自己的《蒙古语语法教材》的编写过程得到他的辅导和帮助。策伦丕勒教授答应给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送给我1本他和瑞士人 R.Kullmann 合作编写、用英文出版的《蒙古语语法》。

　　我比策伦丕勒教授年长5岁，我们相识于1989~1990年期间。那时候，策伦丕勒教授还是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我们是在1989年8月在乌兰巴托举办的首届国际蒙古学青年学者暑期班上相识的。

　　我向他出示了当时我去他家前，他告诉我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时，他很惊奇也很高兴。现在一晃十六七年过去了，我们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策伦丕勒教授1997~2001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4年，回国后来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蒙古语教研室任教授，在蒙古语言和语法研究上著述颇丰。他和瑞士人 R.Kullmann 合作编写、用英文出版的《蒙古语语法》是学者同仁们评价较高的成果之一。

　　交谈中，我还给策伦丕勒教授看了我的一本小影集，里面有一些记录我参加首届国际蒙古学青年学者暑期班活动和1989~1990年在蒙学习生活的照片。回忆我们相识的经过和经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商定，策伦丕勒教授每隔一周给我辅导1次，时间2小时，侧重蒙古语语法研究的理论问题。策伦丕勒教授在语言学研究上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较大，在不少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些都是我的弱项，看来我得好好学习和准备了。

　　我和策伦丕勒教授的交谈，不仅引勾起了我俩的美好回忆，也引起了在座其他几位老教师的共鸣。我起身刚要离开时，蒙古语教研室的一位年轻教员乔·巴特图勒嘎赶过来，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作和名片，他的新作是蒙古语会话读本《您安好吗？》。我也送给他1张名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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